虚拟财产的保护与产业化--玩家互联--新闻中心

（三）虚拟财产交易：禁止抑或许可

    在有关虚拟财产法律定位还未尘埃落定之际，已经有人因为网络虚拟财产交易市场的混乱与侵害的多发而主张“禁止虚拟财产交易”。不久前，针对网游虚拟财产交易市场的混乱，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公开表示国家应该立法禁止虚拟财产交易。此言一出，引发了许多网民的争议及与游戏商的纠纷。禁止虚拟财产交易论可以说是一种虚拟财产法律地位的否定论，对于该观点我们暂不予评论，在这一方面，韩国的实践早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与教训：在网络游戏发达的韩国，也曾出现过完全禁止虚拟交易的立法。但实施的效果很差。立法的禁止难以阻止现实中虚拟财产交易的大量进行，而且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导致大量纠纷，众多用户因法律上不承认虚拟财产而在利益受侵后无法获得救济。这种情况促使韩国有关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虚拟交易，最终在法律上承认了虚拟物品的合法性，保护虚拟财产的交易。

    实践中，大量游戏商也反对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交易，有的甚至将此写进了游戏规则。但一方面该规则名存实亡，另一方面游戏商此举要么是为了逃避监管的责任，因为虚拟财产交易的证据难取、保存记录的工作量很大、处理此类纠纷费时费力、没有好处；要么是为了获得垄断性利益。商家反对玩家私下交易，那么玩家只能从游戏开发商或网络运营服务商那里购置虚拟财产，或用游戏商或网络经营服务商自己发行的虚拟货币来支付对价，表面上是为了方便网民进行虚拟财产交易和购买装备、服务，而实际上，游戏商或网络经营服务商不但直接获得了大量的沉淀资金，一方面解决了支付问题，一方面也绕过了网络银行等支付机构从中“抽水”的损失，同时还将虚拟财产交易的命脉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赚取巨大利润。

    “虚拟财产交易需要监管，但互联网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我们应该允许它充分发展，边发展边进行规范，不能一下子就扼杀掉，捆住行业发展的手脚。”无论是基于规制的需要，还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我们已经不能再用一种简单的否定、逃避或者放任的态度来对待网络虚拟财产及其交易。与前述禁止论相比，央行的观点就比较务实可行。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李超表示官方已经开始关注虚拟货币和虚拟交易，中国人民银行将从2007年起草制定电子货币相关的管理办法，包括虚拟货币在内的电子货币将成为继电子支付后又一个监管重点。法律必须介入。但是，截至今日，因为虚拟财产兼具“绝对权”与“相对权”的性质，增加了立法的难度，民事的财产法仍无法给虚拟财产一个准确的定位。考察国外在这方面的实践，笔者发现当前许多国家仅对与虚拟财产有关的刑事犯罪予以制裁，适用相应的刑法条款。在民事立法方面，各国基本上处于观望和等待状态。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侵害虚拟财产或利用虚拟财产侵害其他法益的行为，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可以在其属性完全确定之前由刑法先行介入。

    刑法的任务在于保护法益，所有刑法规范均是以对重要法益的积极评价为基础的，他们是人类社会共同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要通过国家强制力、借助最后的手段——刑法来加以保护。“在一定条件下，一方当事人如果没有对对方的权利和利益予以必要的尊重，无论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他将要承担责任。”损害的存在表明该行为侵害了为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一旦这种侵害行为不能以其他法律进行有效调整，而放任该行为则将对国家法律秩序构成根本威胁时，也就产生了动用刑罚的需求。侵害虚拟财产的行为如何等同于现实的侵害或犯罪呢？Lastowka and Dan Hunter认为“这一行为就可以被称为虚拟犯罪，因为它在本质上或效果上相当于现实中存在的犯罪，尽管它并没有现实发生，或者不具备现实的形式或名称。这是修饰语‘虚拟’的本义，也许能够涵括那些可能引起或与真实犯罪相同的后果或者具备真实犯罪相同实质的网上犯罪。…这种‘犯罪’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真实的心理上的、社会意义上的以及金钱方面的损害，并且，它们还可能严重违背了人们对行为的合理、明智的预期。”2003年，在网络和计算机安全专家所举行的黑帽大会模拟审判中，控方专家证人Ted Castronova先生指出：“人们都会赞同检察官Richard Salgado的观点，那就是发生在所谓虚拟世界里的人类的行为并不是虚拟的。它是实实在在的行为，有其真实的价值，因此，它理应引起警察和法律的充分关注。”[26]对虚拟财产进行刑法保护的原因，就在于侵犯虚拟财产的行为对民法法律制度和私人财产所有权构成了严重威胁。